在元代戏曲中，屠夫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其中暗藏着什么样的意蕴？
- 故事
- 2023-11-29 09:24:54
（二）摒弃屠夫杀生有罪的观念
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因而始终怀着一种朴素的好生之德，正如孟子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
佛教认为“杀生”是十恶之首，杀生者在轮回中会得到报应。 随着佛教的本土化，“戒杀” 观念融入原有的好生思想之中，并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屠夫日日杀生，被视为罪孽深重之人，如《太平广记》记载屠人因病而死，被众羊悬挂起来，以杀羊之法杀之，俄而复苏，颈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刀口 。
又载屠儿李回奴，请回《金刚经》焚香供养，待到死后进入冥界接受审判，因诵读佛经才免去杀生之罪 。
再如《夷坚志》中屠者羊六世代以宰羊为生。 一日遇道人前来乞讨，羊六不愿给钱，道人怒骂道：“汝也是难教化，汝家子杀父，父杀翁，三代轮回作畜类，何得了期! ”
诸如此类，有关屠夫因杀业过重而受到惩罚的故事屡见不鲜，但事实上屠夫只是宰杀牲畜，若论罪孽，岂非食肉者更胜一筹。
而元代文人摆脱了杀生有罪观念的束缚，注重发掘屠夫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展现了正面的屠夫形象。
如《小张屠焚儿救母》中神灵表彰张屠孝行，救回他的儿子。《小孙屠》中孙必贵孝顺母亲，替兄赴死，感动了天帝，得以死而复生。
元代屠夫形象的新变源于两点。一是文人身份地位的改变。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武力，不喜文人儒士，轻视文化教育，致使科举制度废止长达八十一年，恢复后又歧视汉族人，阻塞了文人跻身仕途的道路。
故而，元人朱经说：“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 ”
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为了生存，他们涌入勾栏瓦舍，一改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态，开始频繁接触市井百姓，并在密切交往中对民生疾苦有了更多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因而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多元的屠夫形象。
可以说，“元杂剧的视野得到开拓。 除了传统诗、词、文、赋所关心的家国命运和书生的忧乐之外,元杂剧特别注重表现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
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影响。 元代是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流渗透的时代。
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 不宜从事农耕活动， 日常饮食以肉类为主，《黑鞑事略校注》记载：“其食，肉而不粒。 ……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燕会不刑马。 ”
人是环境的产物，当宰杀牲畜成为人类得以生存 的必要活动时，人内心的负罪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削弱。
早期的蒙古族信奉萨满教，认为灵魂升天才能有好的转世，而牲畜的灵魂是随着其目光走动的。
牲畜自降生以来一直是眼望着大地，若在宰杀时将它们翻过来，面朝天空，死后灵魂便可以升天。
可见，在蒙古人的观念里，正确的宰杀方式能帮助牲畜转世重生。
因此，当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具有草原味道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影响着汉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屠夫的固有偏见。
综上，元代戏曲中的屠夫形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文人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 展现出去传奇化而近世俗化的特点，对明清文学中屠夫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学作品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同时又映射出作家个人的思想。元代创作戏曲的大多数作家，具有正统儒生和书会才人的双重社会身份。
他们将文人生活与市井社会勾连起来，因此，元代文人在展现屠夫的生活状况与情感追求的同时，也曲折地传达着个人的理想追求。
（一）对儒家社会理想的坚守
儒家在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主要表现为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自然地对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产生一种责任感，且在“天下无道”时愈加强烈。
因此，元代文人尽管在现实的政治层面难以施展拳脚，但在内心依旧执着地坚守着“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并通过戏曲这一文学形式得以彰显。
指摘时弊，警醒世人，是元代文人为改变社会现状开出的第一剂良药。公元 1279 年，忽必烈的铁骑踏破了南宋，迅速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分裂局面。
但对于汉人（包括南人）而言，随之而来的不是战后的休养生息，而是更沉重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
“在元代社会中，压迫和剥削阶级是占有土地而不参加劳动的宗室贵戚、高级官僚、僧俗地主、豪商大贾；而被压迫的则是广大的无地或少地的劳动人民。”
《吕洞宾 度铁拐李岳》中的李屠身残体病、衣着褴褛，《小张屠焚儿救母》中的张屠家中连买米的钱都没有，《鲠直张千替杀妻》中的张千家贫亲老，《小孙屠》中孙必贵身无分文，只得外出打旋。
屠夫起早贪黑地做着买卖，却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 元代官僚集团人员构成复杂，品质优劣不一，催生了许多贪官污吏， 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小孙屠》中朱令史私会有夫之妇，杀害婢女，屈打成招， 嫁祸于孙必达， 造成一桩冤假错案。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中的岳寿是一个倚仗权势、贪污腐败、损害百姓利益的恶吏。“俺这为吏的若不贪赃，能有几人也呵！”
岳寿的言行正是对元代吏治的真实写照。文人对人民悲惨生活及吏治黑暗的直接揭露，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法正官清、以德治人是元代文人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开出的第二剂良药。《吕洞宾度铁拐李》 中韩琦公廉正直，奉旨前往郑州清除积弊，整顿吏治。
《小张屠焚儿救母》中包待制死后为神，“断阴司能驱鬼使，判南衙不爱民财。 ”
《鲠直张千替杀妻》中郑州官判案不明，错将员外问罪。而包待制在复审时看出了其中的漏洞，“引问疑狱不明”，查清了真相，将员外无罪释放。
《小孙屠》中包拯自言“日判阳间夜判阴，管取人人无屈，定教个个无冤” ，重审旧案，还了孙氏兄弟清白。
文人将实现仁政的理想寄托在韩琦、 包拯等秉公执法、仁义爱民的清官身上。 此外，文人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
剧中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任屠和屠户张千， 孝顺父母的小孙屠和小张屠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文人真诚地赞美、宣扬他们，试图以此重构失落的道德理想。
身处社会底层的元代文人，有一颗强烈的济世救民之心。 他们希望通过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唤醒有识之士的反抗意志， 也希望出现清官良吏，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
（二）对道教超脱世俗的向往
全真教产生于宋金时期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时代，能“以惠泽德人，轻财仗义，济人之急”，
“以真为宗，以朴为用，以无事为事，勤作俭食，士农工贾，因而器之”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外，全真教在产生之初便与文人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道祖王重阳幼学儒术，后因仕途无望而出家修道，他的七个弟子也多精通儒学，而又喜与文人往来，交游唱和，相互影响。
同时，文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立身处世原则与全真教摒弃名利、避世修行的教义相契合。
故而在元代，失意的文人多受到全真教的影响。生活的贫困潦倒， 政治上的抑郁不得志，使得元代文人的内心充满了压抑与苦闷。
现实的痛苦让他们转而向宗教寻求慰藉，道教所描绘的世界成为了理想的桃花源，他们或是希望以此全身避祸，超脱世俗，或是以此来宣泄内心的痛苦。
因此， 在元代的神仙道化剧中，“不管是度人者，还是被度者，在他们的身上实际上都表现出儒生的影子。 ”
“度人者”集中体现了文人的修道理念，即戒掉酒色财气，抛却人我是非，斩断一切俗尘杂念，达到“清静”状态。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中，当岳寿借尸还魂时， 吕洞宾劝诫道：“若到人间，休恋着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贪嗔痴爱。 ”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中的马丹阳 点化任屠出家时，马丹阳唱道：“将你那娇妻幼子都休顾，便有玉海金山也不慕。 一心唯想你生身何处来，我方才指与你条大道长生路。 ”
剧中，神仙反复宣扬修道之法，看似是在度化百姓，实则是文人对自己的劝诫，意在度己。
一切痛苦皆源自内心的求而不得，而道家潜心于山水之间、远离世俗红尘的修行方式，让文人逐渐放下了内心的执念，心灵的痛苦得到了缓解。
皈依入道的“被度者”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化身。《马丹阳三度任风子》中任屠本是粗俗豪爽的俗人，满口“俺屠家开宴，端的是肉如山岳酒如川。 都是些吾兄我弟，等辈齐肩。 ”
在元代，进与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始终纠葛在文人的思想中。 对于传统文人而言，儒家思想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实现儒家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元代文人亦是如此。
故而在无法通过从政实现理想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选择用戏曲创作宣扬儒家政治理想，并借此清政治、正人伦。
然而，元代政治的腐朽与社会的黑暗远远超过了文人预想，他们不得不从残酷的现实中退避出来，把超脱世俗的道家思想作为新的心灵归宿。
在中国古代， 屠夫属于身份卑微的一类人，在元代之前很少受到关注。 但从元代开始，屠夫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此后成为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这期间，屠夫形象经历了刻画从粗放到精细、 地位从附庸到主角的转变，而这种形象的转变又源自时代的巨变。
元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文人身份地位的改变，让他们融入到底层社会中。
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他们亲眼见证抑或亲身经历着底层人物生活中的辛酸苦辣与悲欢离合，摒弃了以往尚奇的倾向与高在上的姿态，开始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因而在作品中塑造出一批真实的、鲜活的底层人物形象。
屠夫虽只是众多底层人物的一员，但他们的存在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面貌，真切地传达 了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追求，为全面深刻地了解元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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