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冲击之下英格兰人有着怎样的情感态度呢？

1570年代初，英格兰国内叛乱的烽烟尚未远去，天主教势力的阴谋企图亦未终结。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大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无疑成为新教英国关注的重点。

在法国宗教战争持续期间，有关新闻大量传入英国，英国人同时也对战争进展和重大事件保持着高度关注。

«——【·跨越英吉利海峡新闻·】——»

发生于1572年的大屠杀，不仅改变了法国国内战争进程和宗教态势，也在海峡对岸的英格兰激起了相应的情感反应，相应影响了英国人对待国内宗教与政治的态度。

不列颠群岛孤悬海外，隔英吉利海峡与大陆相望。虽与欧陆诸国相对独立，但英法两国在空间上彼此近邻，且直至都铎中期，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均有毗邻法国的小块领地。

英法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联系较为密切。

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人对法国的兴趣要远大于尼德兰等其他欧陆国家，并且对阅读法国时事具有浓厚的兴趣。

16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并没有周期出版的新闻报刊，也没有固定的采写和报道机制，但很多英格兰人依然可以获取各种类型的新闻出版物，相对及时地获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伊丽莎白时期，时事通讯几乎占到了出版物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包括政治和宗教论文、通信和小册子等在内、讨论法国情势的作品，也占据了总量的约四分之一。

自1550年代以来，歌谣、新闻纸、印刷的布道词和新闻小册子，成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商品。

据估计，一本小册子的价格约在2到9便士之间，单页（single-folio）的歌谣和宽幅印刷的新闻纸则只要花半个便士，在当时普通人完全可以负担，因此能够同时吸引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

据娜塔莉·米尔斯统计，1598年以前，至少出版了80个篇幅较短的宣传册页，以及151个稍长的小册子（tracts）；在1558年至1586年间，还有140个作品标题出现在文具商的登记簿（Stationers Registers）中，但内容已经散佚。

在有关外国事务的信息来源中，新闻印刷品仅占据一个部分，口头传播和手抄本仍然占据主流。

由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识字率普遍不高，新闻歌谣（news ballad）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重要载体。

虽然书籍在乡绅、贵族和宫廷圈子中流传，但没有读写能力的人群还是会大量阅读小册子，传唱这些歌谣。

据休·邓索恩估计，自1557年至17世纪末，英格兰产生了大约三千首街头歌谣；其中有一部分的主题是关于国际战争与政治，内容与16世纪下半叶的新闻出版物有明显的关联。

这些歌谣往往配以常见的旋律，朗朗上口、易于演唱，歌词的押韵及韵律都有助于记忆，能够迅速传播给没有读写能力、或是接触不到新闻出版物的人。

新闻歌曲还可以由不同的作曲家专门创作，配以带有特殊意义的旋律，也可以制成印刷品，被买卖和保存。

英国的新闻歌谣往往用大开幅的纸张印刷，除本首歌曲以外，还配有一幅所涉新闻事件的插图，常常被贴在家里或者酒馆的墙上。

这些内容的受众十分广泛，但新闻纸和歌谣往往产生也快、消亡也快，留存下来并不多；伊丽莎白时期一共印刷了约三千份新闻纸，留存至今的只有250份。

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在法国爆发后，记载这一突发事件的印刷品就开始在英格兰流传，引起了英格兰民众的关注。

当时一些身在法国的不列颠人，亲身经历了圣巴托罗缪日的屠杀事件，并将其经历记述下来，在本土传播开去。

其中一部作品出自苏格兰诗人和歌谣作家罗伯特·森皮尔之手，他当时正在巴黎，亲历了大屠杀事件，并随即逃亡回国。

森皮尔将这次事件称作“残忍的谋杀”，并将其与苏莱曼、帖木儿、法老（Pharaoh）、尼禄（Nero）、土耳其人（Turks）和其他异教徒等相比较，认为就连他们都做不出这样的恶行。

这首歌谣印刷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St.Andrews），但流传十分广泛，甚至进入了位于伦敦的英格兰宫廷。

此类创作和传播，使得英格兰各地的民众都能够掌握海峡对岸突发事件的大体情况。

除本国亲历者的记述之外，法国出版物的引入，也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新闻出版物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都产生于法国或尼德兰等低地国家；而在关注法国事务的出版物中，大约有85%都是从法语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的。

自法国宗教战争爆发以来，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就对海峡对岸的情况给予了持续的关注。

对瓦西大屠杀的介绍、和平敕令的文本及有关评论作品，或被译成英文，或以法语、拉丁语出版，被引入英格兰。

英格兰作家杰弗里·芬顿即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很多有关法国时政的著作，其中就包括让·德·塞尔著名的《论法国内战及其近期问题》，并题献给亨利·西德尼（Sir Henry Sidney），于1570年翻译出版。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之后，也有大量的法文作品被引入英国，如法国新教作家尼古拉斯·巴诺著名的《法国路德宗信徒与和胡格诺之间关于对待多种道路的对话》，最初于1573年在巴塞尔（Basel）出版，随后又于1574年在爱丁堡出版了拉丁文版本。

同年出版的第二版法文对话集，则新拟了《法国人及其邻人的起床号》作为标题，意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应如同“起床号”一般，唤醒人们的警惕。

此外，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法学家，同时也是胡格诺教徒的弗朗索瓦·奥特芒，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撰写了著名的《法国人的怒火》，对大屠杀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于1573年在巴塞尔、伦敦和爱丁堡出版了三个拉丁文版本和一部英文版本。

其中英译本的标题改作《对法国残暴行径的忠实报道》。

萨福克的一位牧师托马斯·蒂莫，则翻译了著名的《法国内战评注三卷》，于1574年出版。

该书在英国广受欢迎，流传十分广泛，克里斯托弗·马洛于16世纪晚期写就的《巴黎大屠杀》一剧，就将此书用作多幕剧本的主要素材。

«——【·“巴黎大屠杀”的反应·】——»

1560年代以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教会改革不断推进，新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日渐巩固。

天主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虽呈萎缩态势，但仍不断煽动事端、成为王国稳定的威胁。

英格兰国内新教与天主教之间长期争执不下，但因伊丽莎白的立场，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反天主教的氛围。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伊丽莎白的宫廷政府和英格兰民间均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

自接到法国事件的报告后，英格兰宫廷就陷入了极大震惊之中。

9月6日，西班牙大使写信给阿尔瓦公爵，汇报说：“法国发生的事件，让这里的一切都沉寂下来了。（人们）震惊万分，不再谈论其他事务”，“（英格兰）宫廷十分紧张”。

伯利、莱斯特和史密斯等枢密院要员，都在信件中体现了对大屠杀事件的反感。

伯利在信中说，这一暴行“其残酷难以用语言表达”。

托马斯·史密斯也表达了自己强烈的震惊，并对法国的情势有所怀疑：“法国燃起的烈火……非常奇怪，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随着法国国内对胡格诺的迫害和屠杀活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新闻和报告传入英格兰。

自8月底以来，沃尔辛厄姆一直与伦敦宫廷保持密切联系，并逐渐质疑杀害科利尼的动机；伦敦的伯利、莱斯特、托马斯·史密斯等人，在与沃尔辛厄姆交流的过程中，综合各种情报，逐渐揭露出法国在掩盖事件真相。

托马斯·史密斯愤怒地表示，“他们不该把女王陛下和她的枢密院当成一群傻子，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样”。

对法国暴行的憎恶、反感和强烈的义愤（indignation），笼罩了整个伦敦宫廷。

在9月27日的信件中，史密斯反复强调，他相信这些杀戮中存在非宗教的性质，而查理九世的借口，则需要被“尖锐和严厉地回应”。

在鲁昂大屠杀发生后，迪耶普的地方长官向伦敦保证当地所有英国人的安全，但史密斯回复说：“既然王玺大印、金口玉言，都只是抓捕和残杀无辜之人的陷阱，法国人还能做出什么保证呢”。

“我们的商人不敢去法国，谁能因为这个责备他们？在那个地方，当兵的肆意妄为，那里既无虔敬、也无正义；谁会在那个地方制止脱缰的恶念，谁能在那个地方阻挡汹汹氓情的利剑”。

“对于那个如此公开和有害地反对基督的君主和国家……怎么回应都不会过于尖锐和严厉”。

随着法国宫廷对事件的掩饰不断被揭开，英国宫廷中的愤怒情绪日渐高涨。

即使是在外交场合，史密斯等枢密院政要的情感表达也非常直露，强烈的义愤推动着他对法国使节连连质问。

如果海军上将和那些在血腥的巴托罗缪日惨遭谋害的人，都是罪有应得，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被逮捕、下狱、审讯和裁决呢，就算他们在睡梦中犯下了叛国之罪，那么里昂无辜的男女、无辜的孩童呢。

鲁昂那些吃奶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又遭到了什么，卡昂呢，罗谢尔呢，你是觉得上帝睡着了吗，死难者的鲜血难道不会要求复仇吗，无辜者的鲜血像水一样地流淌，这吸收了鲜血的土地，难道不会受到诅咒吗。

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对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悲伤和不满。

沃尔辛厄姆在8月27日的信件中说，法国王太后对他派去的秘书表示，驻英大使会向英国通报情况，并且“毫不怀疑拉·莫特先生已经把这里所发生的事告知女王了”。

但事实上，法国大使拉·莫特·费奈隆虽然要求向女王和宫廷呈上对大屠杀事件的官方解释，但伊丽莎白一直拒绝接见他。

直到9月8日，女王才终于在枢密室召见了费奈隆。

伊丽莎白身着丧服，好几位枢密院贵族和宫廷贵妇同时在场，但所有人都一语不发，屋内一片死寂。

在外交场合以如此尴尬的局面接见来使，已然体现出女王和整个宫廷的不满与敌意。

同时，由于胡格诺教徒大量逃往英格兰，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将外逃的胡格诺难民视为对国王的反叛，并要求伊丽莎白劝告或命令这些人离开。

伊丽莎白则回答说，在蔓延全法国的谋杀和屠杀事件中，人们逃跑是出于自卫的本能；但她只会帮助那些忠于法国国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