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线”政策的内容

“新路线”政策的第一步是疏远俄国。

《再保险条约》是之前俾斯麦与俄国签订的友善条约。此条约在新的政权时期没有续签是“新路线”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整个局面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俾斯麦松散又充满矛盾的的大陆同盟体系太为复杂，卡普利维作为新的政权的首脑也没有俾斯麦那样的才华和手腕去合理的控制好大陆同盟体系。

新的政权为了规避风险，也只能简化俾斯麦体系来巩固德国的国际地位。于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俾斯麦体系中的亲俄政策，拒绝《再保险条约》的续约，远离俄国。

首先，新的政权认为俄法结盟的风险已不再是区区一纸条约能够规避的，更不敢保证俄国可以在德法两国冲突时站入德国阵营，德国的地缘劣势必然使其不可避免的在俄法两国夹击中生存。

其次《再保险条约》涉及到了牺牲小国的利益，而这些秘密内容如果被公布会损害德国的国际声誉，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更会影响到德国和奥匈、英、意大利等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条约内容体现的义务与责任是不相容的。

最后，在德国民意中，与俄国结盟并不受欢迎。

军方一直以来的反俄态度到卡普利维时只增不减，并且军方力量在新的政权也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卡里普维还发现，《再保险条约》也不再被大部分德国的专业外交官所接纳。

此外，在俄国国内持续增强的反德情绪以及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这一切都是德国与俄国之间走向对立所不能忽略的因素。

而且德国认为英国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的合作伙伴，这对于德国的海外扩张极其有利，也与其海军战略不谋而合。

因为英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殖民冲突，以及与法国在非洲地区的冲突是无论如何不可化解的，不用多久就会放弃其一贯坚持的“光荣孤立”政策，届时德国不需要主动，英国也会向其投橄榄枝。

“新路线”的第二步是讨好英国。

在被放弃的前一个月，卡普利维在决定放弃《再保险条约》之前就已经与索里兹伯里伯爵（时任英国首相）协调两国殖民问题并达成一定谅解，最终签订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

尽管赫尔果兰对于德国在非洲的扩张战略价值极高，但卡普利维还是将其让给了英国，并且《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实质上更有利于英国。

故当时德国新的政权将此作为购买英国友谊的筹码，因为在拒签《再保险条约》那一刻起，德俄对立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讨好英国，至少英国绝不可以与俄国统一战线。

“新路线”的第三步是加强德奥同盟，并使其成为三国同盟中的重要一环。在1891年5月6日，为期六年的《三国同盟条约》得以续签。

《再保险条约》被放弃后，卡普利维认为与俄、法两线作战已然不可避免，必须无条件地强化以德奥为核心的三国同盟来缓解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孤立处境，巩固俾斯麦时期所确立的德国在中欧的地位，并承诺会对奥匈全力支持。

对外交“新路线”的评价

不论是出于德国本身内部发展的角度，还是受当时帝国主义扩张潮流的影响，德外交方向转变都是必然趋势。

德国统一之前俾斯麦既要实现统一，又要兼顾列强平衡，以免国家陷入困境，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全力追求德国在欧洲地缘安全。

德国外交政策是一个由柏林和德国之外的外交官，海军等组成的网络，即使在俾斯麦退出德国政坛后新的政权时期提拔任用的外交官员的思路无可避免带有俾斯麦时期的影响，并非德皇可以轻易摆脱，甚至反过来对德皇施加影响。

帝国主义潮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各国都在积极扩张，东方各国由于封闭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了各列强国眼中的肥肉。

德国已经有了改变现状的物质基础，也创造了向外扩张的条件，自然不会错失良机。

新兴强国为了利益最大化都在争夺世界霸权，积极扩张海外殖民地，这样一来大家都对已有国际秩序不满。

面对这样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格局，德国的地理位置显然不具备竞争优势，它位于欧陆中心，可谓腹背受敌，一举一动都被周边国家盯着，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选择合适的外交政策维持稳定，并且目标明确，时刻估量好自身的利益才符合其发展路线。

俾斯麦体系针对德国刚成立初期的局面可以说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促成了欧洲均势，巩固了德国的发展。

但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卡普利维主政，缺少独立的处理大国外交事务的能力，并且把握不了俾斯麦体系的尺度。

“大陆政策”对新的政权来说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只好简化大陆联盟体系，另一方面又要积极配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外扩张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了“新路线”政策。

实质上新的政权的决策机制没有认识到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需要，对国际局势没有清晰的判断，盲目地抛弃俾斯麦时期确立的重视外交政策的传统，一味依靠军事实力反而使德国陷入了孤立。

回顾德国崛起的历史，在外交上亲近俄国，避免两线作战一直是其追求统一之路的基本宗旨。

“新路线”的制定者忘记了其统一的历史，漠视德国历来的外交传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过于激进，导致了其政策的失败。

德国新的政权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没有认清150余年来英国传统外交政策都是只参与协约式的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光荣孤立”的大英帝国抗拒任何不设限制的军事同盟的形势，一厢情愿的幻想坚持达成德国所谓的“欧陆式同盟”。

但对于德国来说能使英国不与法、俄接近，在德国与法俄冲突时保持中立，达成这样的协约式同盟就足够了，至少能对民众在道德和心理上起到稳定作用。

德国实力逐渐增强，走向扩张已经不可避免，这就使其暴露在周边国家的包围圈中，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对德国这个挑战者来说，此时新路线”政策不仅没有巩固德国在欧陆的地位，反而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新路线”主要调整了与英国、俄国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受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影响。

重点依旧放在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对于殖民地问题与海外扩张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保持了俾斯麦体系内敛的核心。

然而，“新路线”政策在主动谋求海外发展方面又与“大陆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当然俾斯麦体系所体现的被动殖民本质此时也不再适应德国自身发展的要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发展方向，所以将“新路线”政策可以视为“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的过渡。

“新路线”政策一方面想延续“大陆政策”的内核巩固德国的欧陆地位，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原本被动殖民的境况，想为德国创造一个有利的海外扩张环境。

但是执行后却恶化了德国的国际环境，使德国外交陷入了两难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