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废除后，苏里南种植园的劳动力严重流失，农业经济开始下滑，并且逐渐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1824年，苏里南的总共有340处种植园，而1861年种植园数量减少到142处。

苏里南殖民地出现了种植园凋敝的局面，为了摆脱农业经济衰退的困境，荷兰殖民政府希望招募一批劳工到苏里南殖民地，但是荷兰议会下院以财政支出过高为由，否决了殖民政府的移民计划。

荷兰议会认为，对于移民事务，政府应尽监管之责，但不应过多干涉，可以适当通过补助的形式来支持殖民地的移民工作。

经过荷兰议会的商定，19世纪中叶，苏里南的移民不再由殖民政府筹备，移民事务交由私人招募和输送，私人移民则依照种植园主的需求和工薪报酬应招。19—20世纪，苏里南的私人招工对象主要分为三种：华人、印度人、爪哇人。

（一）契约移民之华人

1865年以前，苏里南的招工事宜由荷兰官方负责，移民局招募了数百名华工。1853年，十八名华人男性被招募到凯瑟琳娜·索菲亚甘蔗种植园，这是第一代苏里南的契约华工，招募地点是印度尼西亚。

1856年，18名华人中有8名回国，7名死亡。这批华人中有三名作为监督者，负责看管1858年输送到苏里南的500名华工。115天的航程中，华人劳工死亡人数达197人。

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在合同期满后转为自由劳工，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华人重新与移民局订立契约。1860年，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允许在华招工，这一条约也对荷兰适用。1863年，苏里南总督赖因哈特·弗兰斯·范·兰斯贝格对移民作出了新规定：

其一，外来移民要处于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之下；

其二，赋予居住者一定的公民权利。简言之，华人实际上是苏里南的自由民，这也为后来苏里南华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60—1874年，为苏里南招募华工的代理人须受荷兰殖民政府许可，再经由清政府确认和批准，招工方可生效，这一劳工移民也被称作“苦力贸易”。

1863年，根据《苏里南政府公报与政府广告报》所载，《奴隶解放条例》第二十条的条例规定，国家仍要遵照劳工招募的要求，维持现有种植园的劳工数量，各殖民地政府还需要招募新的移民。

由此说明，荷兰殖民政府一方面要加强监管自由的黑人和印度人，另一方面也要大量招揽劳工移民到苏里南。有鉴于此，苏里南殖民政府任命了专门代理来处理劳工招募事宜，苏里南移民公司应运而生。

1865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苏里南移民公司，以私营的形式雇佣境外移民，为苏里南种植园输送数百劳动力。1865—1866年，1083名华工顺利抵达苏里南，而1868—1869年，华工的输送人数达921人；1866年契约华工的增长率最高，而后开始逐渐递减。

在此期间，华工的数量并不算多，一方面是因为运输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工身体素质好而相应的劳力成本高。

华工的契约合同期限为五年，每月的薪金约四个西班牙银币。每位移民的招募费用大约为300荷兰盾，这笔费用由种植园主承担，而种植园主认为劳动力成本价格过高，并没有招募大批华工的意图。

随着蔗糖种植园产量逐年减少，苏里南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降低，1869年，苏里南移民公司最终解散了。1874年3月27日，清政府终止了苦力贸易，自此以后，前往苏里南的华工人数愈发减少。

合同期内，苏里南的华人劳工集中在种植园劳动，开展农业生产。合同期满后，许多华人在苏里南的城市或市郊买卖货品，经营零售商店和建立店铺分号等。1853—1870年，总计超过2500名中国人被引入苏里南，契约到期后，一部分华人选择了归国，但另一部分华人继续在苏里南经营店铺生意。

苏里南华人开办的商店产品多样，食品、日用品、服装衣饰等一应俱全。这一时期，华人把木炭引入到苏里南，木炭也经由华商承销。此外，苏里南的华人还垄断了洗衣熨烫服务。苏里南的华人辛勤工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渐累积了一定财富，然后成为了许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这些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同一乡镇，宗亲关系和同乡之情拉近了苏里南华人的心理距离。1880年，华人群体在苏里南帕拉马里博市成立了广义堂，广义堂是苏里南华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最为关键的是，广义堂也为处境艰辛、生活窘迫的华人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华人在苏里南安身自处。虽然身处异乡，苏里南的华人却相互扶持，十分团结。广义堂在为华人联络感情、济寒赈贫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为推动苏里南华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契约移民之印度人

1832年，英属圭亚那废除了奴隶制，为维持种植园的正常运作，英国殖民政府决定引入东印度人。1838年5月5日，长庚星号船载着第一代东印度人抵达圭亚那，共携带了156名东印度人，安全登陆的人员有144名；此后，英国殖民者不断把东印度人输送到圭亚那殖民地。

1863年后，荷兰殖民当局开始效仿英国的做法，将印度人引入苏里南，作为苏里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1873年6月5日，拉拉·罗克号载着452名印度人抵达帕拉马里博。这是苏里南的第一代印度劳工移民，但因这批印度人的身体条件太差，荷兰殖民政府旋即在1874—1876年间停止了对印度人的招募工作。

1873—1916年，苏里南的印度人共计34,304人；五年的合约期满后，11,512名印度人从苏里南复归印度。可见，三分之一的印度人返乡，而近三分之二的印度人留居苏里南。印度的契约移民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光景，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印度的地主和实业家无法说服政府保留和安置国内劳动力，同时印度也没有抗议劳工外流的倡议者或带头人；

其二，印度政府奉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大量印度工人向海外转移。同时，这些身处海外的印度移民的确也创造了一些经济收益，这一点是印度政府和移民家庭十分企盼的，因此许多印度人到苏里南务工；

其三，消息滞后，殖民地的真实生活环境以及工作条件无法及时反馈到印度国内，虚假、欺诈消息拐骗了许多印度人到苏里南务工。海外移民为一小部分印度人增加了收入，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再者，对接受方而言，苏里南的殖民政府、雇主，契约劳工以及海外的大多数印度人都殷切希望招募更多移民，以此补充种植园的劳动力。

19世纪后期，苏里南的农业模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小农场的生产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种植园生产模式。随着种植园经济的衰颓，荷兰殖民当局为促进苏里南农业经济的复苏，推行农业扶持政策，鼓励印度人建设家庭农场。契约移民制度终结后，印度人被限定在农业领域，他们通过买田置地和发展农场，逐渐在乡村定居。

20世纪时，印度人把水稻种植技术应用于生产中，苏里南开始培植出了稻米，由此增加了农业作物的品种。印度人不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农场内还栽培了香蕉、柑橘等水果作物，苏里南的小规模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在文化传承方面，苏里南的印度移民承袭了印度原籍的语言、宗教等，同族之间广泛使用印度语交流，主要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种姓制度对苏里南的印度人仍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增长，荷兰殖民政府加强了对苏里南乡村和城镇人口的管理。据奥利韦拉的研究，1879年以后，苏里南印度人生活的外围区域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医疗设施，在帕拉马里博市区，殖民当局对穷困人口进行了集中管理。

由于医疗环境的改善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苏里南的印度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安定。另外，印度人在苏里南的经营范围较为广泛，他们不仅活跃在农业领域，也分布在其他领域，如承接供货商、牛奶商等等。印度人也擅长于货品贸易，有些印度人包揽了苏里南的白人和黑人内部的物流运输。

1853—1872年，共计5400名移民输送到苏里南，其中有2500名中国人，2400名印度人等等。1916年，随着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壮大，他们不断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印度的契约移民制度最终被废止，这也意味着印度不再对外进行劳务输出，印度与苏里南的劳务贸易自此终结。

（三）契约移民之爪哇人

与印度人的引入一样，爪哇人也是作为契约劳工输入苏里南的。由于华人、印度人等引进人数有限，为补充甘蔗种植园的劳动力，1890—1939年苏里南殖民当局引进了不少于3.3万人的爪哇人，在契约期满后，大约有10000名爪哇人回到印度尼西亚。

爪哇劳工与移民部签订了五年的契约，契约规定爪哇劳工如果潜逃或是拒绝劳动将获刑事处罚，这一契约有效地维护了种植园主的利益：一方面，爪哇劳工能够顺利输入苏里南并进入种植园劳作；另一方面，爪哇劳工只有在合同到期后才能返回原籍。种植园的地理位置一般都很偏僻，交通又极为落后，种植园主和爪哇劳工之间语言又不通。

爪哇劳工在前往苏里南的行程中团结互助，并且这种族群认同感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大大加深，因此苏里南的爪哇人往往聚居在一起。1909年时，苏里南除爪哇人本族以外的其他族裔都无法同爪哇人交谈；即使到20世纪30年代，苏里南也鲜有人通晓爪哇语或印尼语。

进一步而言，苏里南的爪哇人更遑论精通荷兰语，因此苏里南的爪哇裔孩童的求学之路也极为艰难。合同到期后，绝大多数的爪哇人仍留在了种植园，继续发展农业。爪哇劳工留在苏里南主要基于三点原因：

其一，荷兰殖民政府为爪哇人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1895年以后，荷兰殖民政府为所有放弃遣返的爪哇人发放土地，并且为从事小型农业生产的爪哇人发放100荷兰盾的补贴。放弃遣返后，苏里南的大多数爪哇人定居乡镇，他们成为小型农场里培植水稻的农夫，而安定的生活也令许多爪哇劳工减少了虞虑。

其二，进一步来说，这些爪哇劳工若回到国内，在本国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并不优渥，还不如就此放弃归国，在苏里南定居。另者，一部分的爪哇劳工早已在苏里南组建家庭，而这层家庭羁绊也成为他们放弃遣返的重要理由。

其三，这一时期的跨洋交通十分不便，苏里南的爪哇人在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返回原籍。由于船只承载有限，而遣返者众多，许多爪哇人在等待几年后身心俱疲，反而逐渐适应了苏里南的社会环境，最终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